在故乡——盐湖区龙居镇小张坞村，我这一辈子建过三次房。三次建房，三次不同时代，三次不同家底，三次不同精神。

1962年，是我第一次在村里建房，基本上叫白手起家。那时，我们弟兄三人先后都成家生子，作为老大当然得搬出去另住。我找到我们小队队长和贫协组长，要求给我规划个院基。经队部研究，计划把入社前王安吉的打麦场分给我。安吉闻讯后，极力反对。说：“那地方原来是我的，我的几个孩子将来也需要划院基。” 队长说：“那地方已经属于集体所有，你无权个人处理。不过，也可以给你留下。但你的几个孩子长大后，却不能再规划院基。”安吉一想，“那不行。几个孩子将来得规划几座院基呢！”“不行了，就先规划给满囤（我的小名）吧！”我很高兴。因为队里分给我的宅基地四面有墙，虽然西墙低一点，毕竟是个比较回圈的院子，老妈、老婆和孩子住进去后，也不会因为我长期不在家而感到不安全。“娶媳妇盖厦（房），提起害怕！”因为我在外教学回不来；老妈腿脚不方便；爱人又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岳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全家总动员：岳父寻匠人，内兄挖基底，连襟打胡基，三个妻妹拉土垫房基，岳母和爱人做饭当后勤。我的父母和弟弟负责拆老家北房（分给我的），把三个家庭都搅乱得团团转，却体现了一种可贵精神：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成功，向着未来，吹起了冲锋号！岳父找来的匠人是山东人，习惯于“墙搭厦（房子）”，父亲看到后，急忙请来本村木匠，指导他们先“立木”。就这样，打闹了半个多月，建成了三间西房和一间灶房，连二遍泥都没抹，我们就住进去了。就是这样一种简陋的“低级房”，后来却惹来了“大麻烦 ”。那是1976年8月，我在王范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因为我揭发地委一领导虚报产量的问题被打成“邓小平爪牙”进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又被冠以“四人帮爪牙”被抓进监狱，过上了“领着工资，交着党费，却同犯人关押在一起”的日子。期间，还把我转押于夏县监狱，按“政治犯”对待，时间长达两年零四个月之久。

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运城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很不负责任地说：“四人帮爪牙王志英的家里盖得明光彩亮，雨天走厕也不湿鞋”。就是这句不负责的话，引来了临猗县公安局参观团。他们通过大队要参观我家。副大队长韩立民领着参观团来到我家门口，可参观团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门楼是用杨树稍节搭建的，大门是用烂木片片拼凑而成的，院里只有一间又小又矮的土胚灶房和三间没有抹二遍泥的西厢房和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用土胚垒起来的露天厕所……参观团怀疑了，问:“这真是王志英的家？”韩立民说："那还能有假!不信，你到巷里再问问！”参观团真到巷里问了，几个老太婆都指着我家的门，说："那不是！”他们才信了。

这时，一个公安头头才不解地喃喃自语:“怎么会是这样呢？”韩立民说："怎么不会是这样呢?他一年四季忙着公社的事，根本不顾家，你说他家里能成个什么样子？!”那个头头说:“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是啥？他欲言又止。这是我在我村第一次建房的故事。

1980年，也就是我在家养病期间，因为西房漏雨，不得不修，这才动了我二次建房的念头。当时，家庭条件很差。头上还戴着一顶“四人帮爪牙”的帽子，身子骨还拄着“双拐”呢！就是往前挪一步也要比别人多费几倍劲。没有办法，只好买杨树裁椽，用旧檩做檩，用12号钢筋做梁，凭着一股倔强的劲儿，像一根永不弯曲的钢筋一样，克服种种困难才建起了北房。北房建起后，还剩一些料，我就想把西房也建起来。于是，就把那些杨树裁成椽后剩下来的稍节，裁成细椽；又买了三根粗杨树做檩；还与朋友一起到木材公司买了两根大头已经成了空洞的木料（先用水泥填洞）做梁，算是又盖起了三间一坡椽的西厢房。虽然料短料细、也粗糙，但外墙却抹了白灰，还用砖做了节简窗台齐。比原来没有抹二遍泥的旧房强多了。可惜的是，建成不久，我就平反了，按照当时的科技干部政策，我们全家由农村户口转为了城市户口，搬到了运城。“没人住的房子坏的更快”，这话在我手应验了。

2021年秋天，秋雨连绵，一连下了二三十天。虽有几天“多云”，再下起来却更大，更猛，以至于“运城市内有些路段也积水严重，把许多小车都泡在水中”，“有些市民竟能提上水桶在街上捞鱼”，一直捞到上了“今日头条”。加之，1980年盖房时用料就很不讲究，多为次等货，于是，就在这一片“墙倒厦（房）歪”，“路基塌陷”，“火（汽）车停运”，“庄稼被淹”，“河堤决口”之时，突然有一天，三弟打来电话，说：“哥，你的西房塌了，倒到在了桃枝院里。”我立即带上老伴、儿子和儿媳，回到农村老家看个究竟。家里“倒”得一塌糊涂：西墙倒在了桃枝院里，烂椽细檩埋在了瓦砾之中，盆盆罐罐砸了个稀巴烂！北房的一角也不翼而飞；只留下五六十根椽头还“滴达——滴达——”的“流着眼泪”……还是儿子果断：“用钩机钩了另盖！”三弟说：“当下，都在抢险救灾或收获庄稼，哪里有人呢？”侄子转运说：“人，我想办法！”于是他三爸、二妈、三妈、转运，再加上儿媳的娘家二哥和钩机师傅，钩房的钩房，运土的运土，起砖的起砖，垫底的垫底，几天功夫，就把倒塌的宅院基本修平。至于盖房，我们选择了临晋水泥预制房。但墙基得由自己做。于是，三弟拉起了“佘太君战斗队”。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他叫王满合，已经80岁，却在壕内铺了一条棉裤跪在上面当大工；妹夫曹战胜，70有余，也过来做基底。小工不够，老三就把他的老伴改改和老二老伴来亲叫来搬砖头。侄子转运急了，才从工程队里“硬楔闋”拉来几个人帮忙做墙基。

春节一过，临猗造房厂把房子拉来安装好了。新房一放好，儿子和儿媳就忙得不亦乐乎：既要现浇房顶（把客厅扩大了1.2米），又要在房顶上盖一层保温瓦，既要在房子外面加保温层，又要夯实房基和院基，既要在院里铺设水磨石砖，又要进行房内装修，既要定制门窗，又要砌高院墙，既要通电通水通网络，又要购置家电家具……直到把家里打扮成出水芙蓉，绰约多姿，风华绝代，雍容雅步，我才告别了“运城这个火炉”，回到了40多年没有回来的故乡，这才享受到了故乡夏日的清凉。第三次建房与前两次不一样，这一次有钱了，钱从不挡手，就是苦了儿子和儿媳，由于我的年龄过大，加之跌了一跤，帮不上忙了，就凭他们两个人在家里折腾，又当主人，又当策划，又当小工，成天忙个不亦乐乎！终于在奋战几个月后，终于把我的家盖成了“明光彩朗”“下雨走厕也不湿脚”的地步，让我享受到了小张坞村中等人的“待遇”！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党的好政策！ 还是那句话：在党的领导下，我的生活现在好扎啦，美扎啦，过上了比原来“地主”还要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