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共产国际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便于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国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卓越代表。

　　一生酷爱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化古为今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他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116卷《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郑观应等人的近代时政著作。他在上中学时写的论商鞅变法的习作，被老师嘉奖为“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毛泽东的过人才气，并非天生的。他的才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完全是靠一勤二奋获得的。光“勤”不行，一定要“奋”，“奋”有目标，是动力。为了获取更多知识，毛泽东在长沙读高等中学期间曾退学半年，到省图书馆进行自修，像牛闯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攻读了大量书籍。他的传统文化深厚根基，主要是在青年时代奠定的。

　　毛泽东酷爱古籍，但不拘泥古籍。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具体实际，既包括现实实际，也包括历史实际。对于后者，即是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为革命事业服务。

　　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对“实事求是”的新解。“实事求是”本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成语，典出东汉班固的《汉书》。那时的汉朝皇帝在河北的河间地区（今河北省河间市）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称赞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讲治学态度，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寄居岳麓书院，对讲堂檐前那块“实事求是”匾额铭刻于心。毛泽东深谙实事求是的要义，投身革命后使之渐渐成为寻求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抗战期间，他经常引用这个广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语，来讲述共产党的思想作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中华民族到达解放之路时，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给这个千年前的古典成语赋予新的含意，指出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代名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提出并践行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就其大者，至少有四：

　　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虽然非常酷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态度一直很鲜明，即决不能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邪恶文化、厚黑文化和反动文化等；“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这一条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则。

　　二是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对于“封建性的糟粕”要抛弃，对于“民主性的精华”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呢？非也，不能简单地“继承”，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继承”。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个“批判地利用”，也就是他讲的“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不是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吗？他本人对孔夫子给予的总结，为“批判地利用”历史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或使它“推陈出新”，提供了很好借鉴。在延安时期，他对孔子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一是孔子有不少缺点，如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二是不赞成孔子的许多思想，但又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具体问题具体研究的一个典型。

　　三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讲到古今问题。他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人的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只了解）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

　　毛泽东认为，尊重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毛泽东贯通古今，将古书读活了，信手拈来就能为革命所用。他在延安纪念七七全民族抗战两周年时作报告讲《封神演义》的故事。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他在多次会上说：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说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有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等各家，著书讲学，展开争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后世称这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为“百家争鸣”。“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摘编自5月30日《北京日报》 石仲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