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始，我从下放地区返回兰州，调《陇苗》编辑部。那时，省剧目工作室决定出“甘肃传统戏曲整理改编汇集”，这其实是文革前长期从事的工作，只是后来无奈中断十余年。编辑同志找我谈及此事，但自己并没有具体的目标，于是任由他们给了一个待整理或改编的剧目—《化墨珠》。这个本子以前没有见过，其内容现在已没有印象。可是，当时却产生强烈的冲动，觉得可以改编为一个清官的悲剧，也许有新意也可能有深度。于是所谓改编，人物、情节、思想等都重新结构，无异于完全意义的创作。

     清官，在中国从来备受点赞，人们相信为老百姓做好事的官员（乃至皇帝老儿）必定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至少让人活得有滋味一点。然而长期以来，也有一类见解：认为清官实质上比贪官更反动、更阴险毒辣，这话似乎说起来痛快，可设身处地想想，古代百姓到底爱清官还是爱贪官？答案显而易见。我们绝不能把权贵恶势压迫人民的强暴行径也当着社会进步的动力。历史进步的动力不是清官更不会是贪官；然而，人民寄希望于清官并不全是封建式的愚昧，还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封建时代的民众通过清官（尽管为数不多）不也更清楚地看到封建制度的黑暗吗？清官与贪官的斗争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但清官的每一有限的胜利不也给人民带来实际的好处吗？同时，从历史的积累民族精神财富看，明代大清官海瑞敢讲真话，又言行一致地与邪恶斗争，这样的品质在今天又有什么不好呢？

     但，我以为清官政治应该看作是一种弊端如果靠官员是否清正、廉洁、勤奋、能干，决定社会是否能够进步，民生是否能够改善，就说明制度并不能保证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我们很容易看到，一地施政成功与否，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好官。 事实上，单位内部的价值、效率、心理、情绪皆系于所谓的老大，即一把手（被叫作一号、老板等）的优劣。一把手通常以“组织”自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某部门问一把手在干什么？多半“无可奉告”。被下属认为优秀或者好的一号，也就是待人处事多少能通情达理、对部下时有关心和理解、遇事尽量少推诿；表现恶劣的多霸道不讲理、主观臆断、文过饰非、对下级不关心等。干部职工议论中以有好的一把手自感庆幸；落到坏领导之手则自认倒霉。中国的事，绝多同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个人素质、人品息息相关。

    长篇小说《抉择》、《天网》改编影视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清官拯救黎民、解决难题。可是，不依赖清官还有其它解扣的办法吗？！评论以为这类揭露式作品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这就是现状，而且会继续下去。一个社会，不断产生出现清官的环境，说明人治大于法治、人身依附、清官政治等问题，未引起真正的重视，更谈不上积极予以解决。如果将制度的优势，放在让人民寄希望于“好官”、“清官”，一地、一单位因为一位或者某几个“清正廉洁的公务员”，才能感受制度的优越和前途，这显然本末倒置了。按说不论何时何地，在优越的制度下，所有的“官员”或者曰“人民的公仆”都理所当然应该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都毫无例外地应该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而不是依靠“清官政治”去解决民生问题和发展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有权监督一切为政者，要求其一言一行都必须按制度的要求为之；但实际上，许多有权者其行径往往与社会进步背道而驰，数不胜数的一茬接一茬的腐败“官员”从各个角落冒出来。于是，人民群众不得不将按制度办事按原则办事按法律办事的期望，寄托于可能出现的“好官”、“清官”身上。如果现实到了这样的境地，那么即使出现几个“清官”，也不能不是一种悲哀。 就文艺作品塑造的“清官”而言，其命运常常带有悲剧色彩，仍以海瑞为例，他严肃地以理想化了的封建正统观念苛求自己，使其意识不到的政治悲剧中充满了崇高的内容。这就是说许多“清官”的所为，往往并不被所处的社会环境认同，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绝不同流合污，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绝不向命运低头。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一些为民爱民的“好官”，个人的结局却是可悲的。

    我写《清官泪》，亦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剧本出版后，据说有几个地方剧团搬上舞台，只是不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