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华期间，我在村里一所私塾小学上学，专门攻读《四书》《五经》，李老师却进入解县高小了，他每次回村，都会来我们私塾小学，听老师给我们讲《四书》名句，因为解县高小（日本人办的）没有开设中国古典课程。老师说，他很有心力，是在自学。下课后，我们就围在他的身旁，听他讲关老爷庙的春秋楼如何如何的雄伟。我们没有去过解县城，一个个都听得十分入迷。他还看过我写的习字倣和日记，并用铅笔在我的日记本上改正过几个错别字，临走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

    解放后，我在运城上学期间，正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因为我对数学很感兴趣，一般文学类刊物，就很少阅读，可对一些名家巨著，比如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矛盾的《子夜》、郭沫若的《洪波曲》《海涛》……同样也是爱不释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阅览室内，翻看一本《山西文艺》（刚解放时出的小本）期刊时，不曾想竟然让我发现了我李逸民哥哥写的一篇小说，标题是“公审会”。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和这本刊物的距离，我一口气读完了他那篇作品，觉得还不过瘾，就把那本期刊借出来又看了一次，而后推荐给我们班几个喜爱文学的同学看。并告知同学们，作者是我们村里人，平时我叫他“民哥”，儿时还和我在一起玩过游戏。此时此刻，我才知道一直受我崇敬的民哥，已成为一个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大作家了。当时作家在我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李逸民（1929—2014）

    后来，我对《山西文艺》期期必看，只要有他的作品，我就一篇都不放过。在看他作品的同时，我也兼看50年代山西的几个知名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韩文洲等人的作品，越看越觉得意味深长，视野一下子扩大了许多。慢慢地也爱上了文学，还自费给自己在邮局订了一份《山西文艺》，也几乎期期都有“民哥”的作品。我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读着，读着，说句老实话，当时，我真想把他的作品，从期刊上撕下来，全部吞进自己的肚里。心想，我若能像民哥那样，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那该多么美好啊！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向我们村里一位教了多年初高中语文的老教师请教，我问他文章究竟应该如何写就能在报刊上发表？老教师笑着对我说：“写文章比女人生孩子都难！”我没有生过孩子，也生不下孩子，当然就体会不到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了！我说：“老师，你说的太笼统了，再具体一点。”老教师说：“广读心中有本，勤写笔下生花，回去好好体会吧！”我又和直接教我的语文老师详谈，老师说：“眼下你只要把咱们学的语文基础知识记牢，何愁写不出好文章？”

    虽说我没有得到像数学公式那样写文章的一个具体方法，但我大着胆子去找我心中的偶像——民哥。民哥说：“文贵独创，100人写的文章，100个式样，1000人写的文章，1000个式样，文章就和咱们人的脸庞一样，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口，就有几十亿的脸庞式样，即就是双生弟兄，脸庞也不一样。文学是形象思维，数学是逻辑思维，写文章如若你用一个公式去套，那不就成为千篇一律的文章了？它难就难在独创！”这真是喜听高人一句，胜似读书十年。我心里一下子就明亮了许多。

    从此，我就大着胆子，写了一篇民间故事，标题为“买点心”，是描写一个地主的虚荣心理，当即就向当年的《山西文艺》编辑部发去。不曾想我那篇小文，竟然能成为铅字被发表在当年四期《山西文艺》期刊上。收到样刊后，我简直惊喜若狂，先是让我语文老师看，而后又让全班同学看，同学们同我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华罗庚现在怎么又变成鲁迅了？”我知道同学们是在庆贺我，我就用邮寄来的3元稿费，给同学们买了一大包水果糖，以表达对大家的谢意。

    1955年，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不亚于镇反运动。当时我还是在校学生，就连胡风这个名字我还都没有听过。我问老师：“胡风是个什么人”？老师说：“胡风是个文化名人”。运动后，我认为走文学创作这条道路风险太大，弄不好是会坐牢的。于是我即终止了想当作家的梦想，继续朝着x+y的方向努力。可我既然已养成了广泛阅读的习惯，当不当作家，我都必须得坚持。而民哥的作品，仍然是我的首选。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虽经翻天覆地的变故，“作家”二字也早已在我的脑海里销声匿迹，而读书看报却能一直和我形影相随。

1995年我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回到农村后，对麻将、象棋、扑克，我确实没有一点兴趣，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自家院子里，看天看地。我觉得过这样平淡的生活，绝对是慢性自杀，何不给自己再找个营生干，于国于己皆为善举。于是学写文章这个沉睡了多年的想法，又再次从我脑海里泛起。只不过这次不是想当作家，而是想把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能够写出来，在媒体上发表，对宣传正能量，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

    既然有了这种想法，那就必须得有一个得力的措施相随，才能保证把你的理想变为现实。此后，我每天上午和下午，就坐在我们村农家书屋内阅读各种报纸和杂志，我的主攻目标是微型小说和散文。凡有此类的文章，我总是一篇都不放过，当然对“人民日报”、“山西日报”两大报的副刊版，一篇也不放过。期间，我曾两次去民哥家向他求教，民哥说：“凡文学作品，切忌抽象叙述，重在刻画描写，尤其刻画人物，力求多用形象化细节。阅读或者写作对形象刻画人物地方，一定要特别留意”。他的一席话对我犹如醍醐灌顶，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经过半年多的温旧和新学，我坐在房里拿起笔。开始写起来了。因我在农村和农村学校待了20多年，学校和农村题材在我的脑子里积存了很多，我就捡我最熟悉的人和事去写。我用一个月的时间，一口气写出了四篇微型小说《街坊》《陈二卖树》《李校长的尴尬》《害群之马》，对改革开放后农村和学校内新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写好后我托专人捎给城里民哥去看，很快他就把我的四篇原稿和他的评语，捎回了我家。仅评语他就用300字的稿纸密密麻麻写了4张。我展开他写的稿纸一看，开端宝德老友四个字，立时就让我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宝德是我的乳名，已被民哥叫了多年，而“老友”二字却一下子把我吹上了天。多年来民哥一直把我当做他的小弟弟看待，每次我求教于他，他都是认真地给我讲解，即就是我在最不得意时，他也不曾歧视过我。如今我正儿八经地拜他为师，“老友”二字让我着实不能接受，民哥对我真是谦虚得不能再谦虚了。民哥的形象一下子就在我的心目中，又高大了许多。

    我一口气看完了他对我那4篇小文的点评，眼泪又再次流了出来，他对4篇小文每一篇都细化到不能再细化的地步，从主题立意、故事结构、悬念铺垫、到最后收场，每一个部位他都点到。并对几个地方做了修改，连错别字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不简直就成了他写的文章。我把经他改批过的4篇小文，用稿纸重新整整齐齐地写出来，而后向不同报刊杂志发去，很快就都见了报。《街坊》刊登在《山西农民报》上，《陈二卖树》刊登在《故事报》上，另两篇刊登在同一期的《盐湖文学》上。那年我已75岁，苦心的钻研，终于有了回报。心情高兴极了。

    受文章被发表的鼓舞，我加大了写作力度，每写必送他看。看后，他都有中肯地点评，并及时反馈给我，截止2013年初，我总共写有文章110余篇。其中小说、散文、新闻、杂文、记实等80种文体的文章在当地各种不同的报刊和刊物上发表，内有10余篇稿子在《乡镇论坛》《农民文摘》《民情与法》《人民代表报》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仅民哥反馈给我的评改稿纸，就有80余张，我已把它装订成册，放在我的书架上，用以激励自己。期间，民哥回村时还曾两次偕同他老伴王培兰老师，屈尊来到我家，了解我在家的创作情况，这着实让我感动得五体投地，我说老哥老嫂，我谢谢您们两位对我的热心帮教。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支持！

    让我最为欣慰的，就是在民哥去世后不足3年的2017年，我在第二位恩师王志英老师的帮教下，竟然拿到了盐湖区区委宣传部和《今日盐湖》编辑部颁发的十佳新闻工作者奖，内中当然也有民哥为我流出的汗水，那年我已84岁。

    2013年5月下旬，我计划把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小文结集成册，就去找民哥让他给我能写一篇简短的序言，民哥当即向我表示，他愿大力支持，并建议我书名就叫《西王纪事》，这正合我意。因为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多数都发生在我们西王村里。临别他还和我开玩笑说：“入冬他就要去太原他二儿子家，等明年开春他回来后，一定要看我出版的新书”。

    不曾想和他这一别竟成永别，这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也让我悲伤至极。

    当年年底，我的《西王纪事》刊印出版，我在赠送好友时，从中挑选了一本我认为最好的版本，准备明年开春他回来后一定亲手把书交给他，这是他的学生向他敬赠的最好的礼品。

    然而2014年清明节前，正当我眼巴巴地盼他能尽快回运完成我内心的夙愿时，他回来了，只不过不是他的尊容，而是他的骨灰。他在村里的侄子李国光告我说：“他伯父已于2014年4月11日在山医2院病逝”。他子女遵循他生前遗言，丧事从简，骨灰暂安放在运城烈士陵园。不发讣告，更不能搞那些庸俗的安葬仪式。听完他侄子国光给我讲述后，一时间我犹如五雷轰顶，站在那里半晌也没吭声。第二天一早我就专程去运城到他家吊唁，去时我把我那本《西王纪事》也带在身上，准备在吊唁时把书敬献在恩师灵前，生前他没能看到，死后我也得让恩师看上一眼，他教的学生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他九泉之下如若有知，也是会高兴的。然而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丧事从简，竟然能简到如此地步：楼门口没有摆放一个花圈，也没有张贴为他歌功颂德的挽联，更没有接收来客礼金礼品的礼房，子女们一个个都没穿白带孝，全都围坐在他的遗像周围默哀。此种场景，简直连一个农村老百姓的丧葬也远比不上。我把我那本《西王纪事》放在他遗像前桌子上面，而后又点燃了一支香，插入像前的香炉里，向后退了一步，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祝福恩师能一路走好。我又进入到王培兰老师房内，对她进行了一番安慰后，就离开了她家。

    回来路上，我一直都在想，恩师一生行端品正、两袖清风、为人厚道、心地善良，一双平视的眼睛，从来都不向上，凡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足可堪称人杰。临终前对他身后事的处理，向儿女们又留下了如此简单的遗言，儿女们又都能遵循他的遗言办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这和社会上某些“知名人士”借机大发其财的人相比，简直天壤之别。让我最为遗憾的就是，本想给他送个花圈，上点礼金的心愿，也没能实现，深感愧对我的恩师，想补永远也补不上了。

   时隔六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