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崇山，生于1904年，1921年春考入运城师范学校，1925年终毕业。先后在我们村及周边几个村小学任教，1932年麦收后，受他原运师一个同学相邀，远赴天津投笔从戎，离开教坛。

他的那个同学是龙居人，在校期间两人关系很好，毕业后他的那个同学，又考入了山西省阎锡山创办的学兵团。当年在驻防天津的孙殿英部下任团长，父亲到天津后，他就让父亲给他搞军需，也就是团里的后勤。

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还不到一年时间，日本鬼子就侵占了东北全境。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主义下，全国各地反蒋抗日呈燎原之势。父亲在孙殿英部下，呆了二年，深感自己不适应部队生活，便在天津市游民教养所里，重新找到一份保管员工作。

1937年初，爷爷从家里给他发了一封加急快信，说我祖奶奶去世，让他立刻回家奔丧。并告知他村民传言：“日本人已侵占了北京、天津，让他千万不要给日本人当汉奸。回来时就把行装全带回家，待办完祖奶奶丧事后，还是在家乡找个小学老师干。”

面对当时天津形势，父亲早就想回家干事，只是眼下日本鬼子还未侵占天津，总想待待再看。现在爷爷来函让他回家奔丧，他就顺水推船，办了辞职手续。

然而，回到家里后，祖奶奶却健在，让他吃了一惊。原来是爷爷闻听日本鬼子占领天津后，他们躭心他当汉奸才想出了这个“下招”。父亲弄清原委后，不觉大笑一场，对着全家人的面，说：“你们小瞧我了，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会当汉奸！”

很快，日本鬼子占领了解县县城。伪解县政府教育局规定，全县各学校必须按新教材教学（汪伪南京政府颁发的教材），父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把刚刚托人说定的要去席张小学教书的事辞退了。他觉得按照日本人的意图去给娃娃们讲课，这和那些拿上枪去屠杀中国人的汉奸有什么区别！于是，就帮爷爷在家里种地，偷闲还能在家教我学习《四书.五经》，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福音。

1939年春节后，父亲听别人讲，父亲原在村里的那位启蒙老师王有德，被日本人委任到虞乡县去当县长。父亲感到震惊，他想，那么一个有品位的人，怎么能去当汉奸？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作为学生，我必须登门去劝阻他，绝对不能让他给日本人当汉奸。

不想，他的那位王老师却来到我家里给我父亲“报喜”来了。他说：“崇山，这次我受友人推荐，被运城日本总部委派到虞乡县去当县长，不日就将赴任，我考虑良久，计划走时把你带上，给我当个教育局局长。”又说：“眼下农村这么穷困，连饭也吃不饱，只要能有个营生干，也就饿不死了，我今天就是特地来给你‘报喜’来了，你把家里安排一下，咱们一同前往吧！”

听完老师的话，我父亲哭笑不得，万没想到，他的这位启蒙老师竟因常年吸食鸦片，生活贫困潦倒，变得如此下贱！父亲说：“老师，这可是件大事，汉奸我可是绝不去干的，就连席张村小学教师的工作我都辞退了，又怎能去给日本人去当教育局局长？作为你的学生，我劝你也不要干，一失足成千古恨。应当三思而后行啊！”老师说：“所有这些我全都知道，中国人的县长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去当，只要你能为老百姓多办好事，也没啥了不起的，我绝不会忘记我是中国人。”父亲见他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

老师走后，父亲又反复思考，很快就推翻了“听之任之”的想法，决定再亲自登门劝说一次，只要有一丁一点的可能，他也要力争把老师挽回，就是白跑一趟，也心甘意愿。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就去了老师家。

老师见他这么早的来了，满以是他想通了，立马满脸笑容，说：“其实教育局局长也没啥干的，像你这个正八经师范毕业的人，没问题，能够干好。”父亲说：“老师，你误会了，我打死也不会去虞乡当那个汉奸局长，我今天还是专门来劝阻你的，对待这一重大事件，学生还是希望你应当谨慎去处理，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困难而失去大节，那可就得不偿失了！”父亲又给他讲了许多道理，老师连一句也听不进去，父亲只好扫兴而归。

此后，又有多个友人，包括当年邀他去天津的孙殿英部下的那位友人（此时，他已在解县警备队当上了中队长），先后多次跑来我家，拉我父亲同上贼船，均被父亲婉拒。八年抗日，父亲在家伴我爷爷种了八年土地，虽然贫困交加，但内心却很踏实。1947年解县刚一解放，父亲那位启蒙老师，即被政府镇压在于虞乡县石桥村。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解县境内大大小小的汉奸（不包括士兵）均被镇压或关押，不曾漏掉一人，所有这些，我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罪有应得。我父亲也应属旧职人员，可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曾受过一次冲击，他遵纪守法、热爱集体、严于律己、乐于助人，1985年7月走完了他80高龄的历程后，寿终正寝。父亲为他的儿女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让我们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