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时起，我经历了70多年的春节。

春节，本来是欢乐的，喜庆的；不是吃，就是唱，不是玩，就是逛，集中到一个字上就是“忙”！但这个“忙”，不是忙于生产，忙于工作，而是忙于“过年”，忙于“社火”，忙于“文化”。  回忆起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年年过年味不同，今年春节抗疫情”。

小时候过年，就是盼着穿新衣，特别是新袄、新裤、新袜、新鞋、新帽，全身新；吃好吃的，如白面馍、捏饺子，煮麻花，炸豆腐；图热闹，如剪柏枝，挂年画、贴春联；挣压岁钱，虽然从每个长辈身上只能得到几毛钱，但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走亲戚，起码能吃上“麻花盘”，就是放着麻花、核桃、柿饼、枣的那一种“盘”；玩，就是点上一根香，同弟妹们聚在一块，炸响兜里的小鞭炮……

     1958年腊月24，我和本村王淑珍结为伉俪。那年过“年”，我就不再贪吃、贪玩，而是日夜守着新娘，陪着她聊天说地，陪着她走亲访友，陪着她干这干那……，总之，她干啥我就干啥，巷里人都说：“真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鸳鸯！”

三年后，她生下了我的大女儿，“年味”又变了：我成天围着女儿转，特别是除夕那个晚上，她好象也知道“守岁”似的，都零点了，还不睡觉，我们俩就躺在她的身旁，一个劲儿逗她乐，逗得她“咯——咯——咯……”地一直笑。白天，我又同她抱着女儿，一同看热闹，看打球，看家戏……，同伙见了，都羡慕着说：“夫妻俩口，中间夹个小狗，看有多美！”我也觉得“这年才过出了滋味！”

1971年11月，县委任命我担任王范公社党委书记，从此我就当上了一万三千口人的“大家长”。那些年，年味更“变”了：一入腊月，我就和副书记张来宝、民政干部柴培仙一个村一个村地了解社员“备年”情况，对一些过不了“年”的特困户，要么安排村里解决，要么公社救济一点。反正有个原则，就是不让一户成为失群的孤雁，留在“年”的这边。1975年除夕，我回家路过王范庄，见支部书记邢登科光顾着安排别人的生活，却忘了“自家揭不开锅了”，便顺手从口袋里掏出50元钱，说：“赶快到王范买些面、割些肉吧，让孩子们也高高兴地过个年！”那些年的“年”，一颗心总操在全体社员身上，只要社员的“年”过得好，我就有滋有味了。

2018年，我已退休多年，脑子里不再装有什么“硬性指标”，也就清闲了许多。想的更多的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健健康康，创办一个“文明之家”。遇到春节，就是召开家庭聚会，与亲戚们走动走动、乐道乐道。

那年，轮到我待客，我却搬进了四季绿城小区，客厅很小，很难满足待客需要。正愁着没有地方待客时，忽然传来村里新开设了一家饭店的消息，经过联系，我定了5桌，每桌128元，鱼、肉、丸，样样俱全。待客那天，弟兄们，妯娌们，侄儿侄女们和七大姨八大姑们及她们的子女们，都提着礼品前来“朝贡”，待客饭店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相互问好的，祝愿的，谈天的，论地的，闹成一团，然后上桌吃饭……其实，这不是为了“吃”，也不是为了“礼”，而是为了交流，为了乐道，整个饭桌热闹异常，喜庆满满，这个喊“大爸”，那个叫“老爷”，数代人同吃同乐，同喝同醉，不分年龄，不计辈数，有的只是高兴和快乐！说实话，年纪大了，图的就是这种乐趣！

今年轮到老三待客，他也定了5桌，仍是正月初二。但不幸的是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封城，规定“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我一听到“武汉封城”，便通过微信问老三孩子：“初二待客中有从武汉回来的吗？”他说“没有”。当天晚上，女儿却打来电话，说：“据说村里有人从武汉归来，最好给我三爸说说，今年不要待客了，也不要相互走动了。”我立即打电话与老三商定：取消家庭聚会和走动活动。不久，又传来了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立时，封城、封村、封路的消息满天飞；暂停营业、暂停开放、暂停举办、暂停春节期间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暂停娱乐场所、网吧、游艺场所、演出场所、电影院营业，暂停棋牌室、游泳馆、健身房等封闭式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景区、公园暂停举办一切群众聚集活动，等等，也屡见不鲜。我们家家都按照钟南山的要求，多喝水，戴口罩，勤洗手，通好风，不出门、不走亲，不聚会，不到人多的地方去，让室内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微信上还传来了许许多多诸如“国家有难，咱不添乱。坐在家里，就是贡献。亲戚不走，来年还有。朋友不聚，回头再叙。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全民安康！”“今年春节不一般，过上一个特色年。不跑不游不乱蹿，吃饱睡好电视前。提高驚惕防疫情，争取再活五百年”“ 深挖洞，广积粮。学老鼠，洞里藏。躲病毒，保健康。沉住气，莫慌张，配合政府打胜仗”等短信；近来又传来解放军和各地医院驰援武汉的消息；一些国家和国内企业也发来支援武汉的资金和物资……试想哪个国家有这种执行力？一纸命令，封城！一声喊，几百医生除夕奔赴灾区！一个号召，全民春节不出门！一声动员，几天就建一所医院！西方国家能够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