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吧

1979年元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

不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在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安井谦时，解释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并表示：“为了完成台湾同祖国大陆实行统一的大业，我们愿意同台湾有关各方面，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进行商谈。”

面对北京的和平统一呼吁，蒋经国悄悄改变了对大陆的政策。1981年，国民党召开十二大，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为了推动和平统一进程，1981年9月叶剑英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即“叶九条”。

他表示：“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1981年10月9日，在北京召开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胡耀邦在讲话中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和台湾其他党政军人士及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

《新香港时报》社长兼总编辑沈诚应邀与会。他是蒋经国的同乡，抗战时期曾在蒋经国嫡系部队青年军中任少将师长，到台湾后曾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

沈诚到北京后，受到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到浙江奉化溪口一游，拍摄了蒋介石故居和祖坟保护完好的大量照片。

在北京，叶剑英、邓颖超先后会见沈诚，探讨国共和谈。沈诚熟知蒋经国态度，暗示台北当下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

1982年7月24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之子、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呼吁蒋经国依时顺势，达成国家统一。

信中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

信中最后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

从1986年开始，国民党“永不与北京谈判”的政策不断受台湾岛内与国际上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其独裁统治也受到来自各方越来越多的批评。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北京接触。

沈诚受命拟出“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北京方面，提出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

1987年3月，沈诚到北京会谈。赴京前，沈诚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一积极表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

在这次会谈中，沈诚要求北京拿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

杨尚昆提出主张国共两党谈判，中央层次，对等地位。沈诚当晚便通过香港将谈话内容报告给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在同意两党谈判的同时，蒋经国表示“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沈诚立即将此消息转达给北京。

几天后，邓小平接见沈诚，对蒋经国希望的“具体表达”作出完整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沈诚立即把消息反馈给台湾。

3月25日，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廖承志已于1983年6月逝世），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接到密函不久，蒋经国就解除了在台湾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

1987年9月，沈诚又一次赴台北，看望久病不愈的蒋经国。蒋经国病榻之上告诉沈诚：“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宋美龄)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决策。”还向沈诚透露正在考虑赴大陆谈判的人选问题。

就在国民党方面的国共和谈正式代表即将派出之时，蒋经国突然于1988年1月13日病逝，享年78岁。蒋经国的逝世，使国共谈判的美好设想落空。

1983年，中共元老陈云在与一位香港商人谈话时曾说：“现在我们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而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得住。这些就很难说。”

这段发自肺腑的话，不幸被蒋经国逝世后台湾的政治变局验证了。

据说，邓小平后来感叹：“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