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国杰说起新中国科技70年，抛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在新兴领域，要像重视国家实验室一样，重视企业里的创新实验室。

　　他以信息领域的重大发明为例，集成电路、晶体管、主流操作系统等成果多是出自企业；而在70名图灵奖得主中，只有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一人来自国家实验室，其余都来自大学和企业。我国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李国杰的这番话，是在不久前中国科学院第七届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上说的。这是一场足够称得上高端的论坛，发言嘉宾的数量不多却颇具分量，他们中有“科”字头部门机构的负责人——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等等；也有科技领域的顶级大咖——中科院院士王志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赵忠贤，等等。

　　这些人要讨论的问题，是新中国科技70年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宏大却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李国杰所说，70年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傲人进步，现在比历史任何时候离实现科技强国目标都更加接近。

　　不过，这些年留下来的模式、经验在未来是否依然适用，哪些需要继承、哪些需要补充、哪些需要扬弃，都有待进一步梳理。

　　“两弹一星”成功之道能否延续至今

　　说到属于新中国科技的70年，不得不提“两弹一星”。

　　作为参与“两弹一星”工作和工程科技一线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记得那段用汗水、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光辉岁月。他说，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两弹元勋，以及一大批无名英雄，用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支撑大家战胜了当时物质条件的匮乏和工作生活的艰苦，在青海草原、戈壁沙漠、四川山沟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其结果是，我国用很少量的核实验次数，用较低的经费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了原子弹和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103个月，苏联用了75个月，中国只用了32个月；核试验次数方面，美国有1030次，苏联有715次，而中国只有45次。

　　“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不解的问题。”杜祥琬称之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道路，首先来自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大力协同，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是取得成就的保障。同时，全国形成了科技攻关的协作网——不仅有核武器研究院、核试验基地、部队的科研力量，还有中科院、大专院校有关工业部门的大力协同。

　　一个紧接着的追问是，这种成功之道还能延续吗？杜祥琬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个最佳佐证就是诞生于1986年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也被称作863计划。

　　杜祥琬曾参与其中的激光技术项目，他说，863计划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设国家队，由跨部门、有优势的研究单位联合组成研究团队，由不同单位的优秀科学家组成专家组，把国家主管部门的战略决策、专家组的技术决策和管理决策，以及行政单位的支持保障有机结合；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和国家战略目标协作机制相结合，把自主创新和开放交流相结合。

　　30多年过去了，863计划支持的诸如高性能计算机、高速信息网络、天地观测系统、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成果，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这就是对‘两弹一星’成功经验的传承，在改革开放时期结出果实。”杜祥琬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从“两弹一星”到863计划，一以贯之的还有科学精神，求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特征，家国情怀、使命担当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这些，在新时代同样需要传承。

　　固有科研模式会否延缓科技强国进程

　　在白春礼看来，中科院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集中有限资源重点突破，引领带动我国的科技综合实力。不过他同时提到，随着5G和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如何更好地顺应社会大变革的趋势，跟上数字化转型步伐，对国家科研机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李国杰说，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成果转化的线性科研模式，这一模式曾取得不俗成就，但在经济社会进入新时期后，继续沿用固有的科研模式，可能会延缓我们实现科技强国的进程。

　　“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为绝对的上下游关系，并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李国杰说，科学和技术是平行的，没有绝对先后，发明和发现是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重大的发明往往包含新的发现。

　　他说，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已达5%，虽然还不够多但已有明显提升；相比之下，近几年对应用研究的投入却在下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应该鼓励应用研究多做源头创新，克服重论文轻发明倾向，重视基础性发明”。

　　他就此进一步谈到，要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真正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这位曾创建曙光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的科学家说，当前一些成果转化的思路是“从技术出发找市场”，但这在他看来是违背企业发展规律的做法，一个企业一旦有技术需求，将会千方百计寻找、吸收有价值的技术，而不会等着科研院所或高校来进行所谓的“成果转化”。

　　“我们要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促进大批高端的技术人才走进企业，或者让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参与创新企业的基础性前瞻研究。”李国杰说，真正的技术转移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一个是形成市场牵引的创新生态环境。

　　李静海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工程研发三类研发活动的非线性互动关系，已经成为各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率的关键。

　　在他看来，科学前沿和需求导向应该做到“两条腿走路”，这两方面科学问题的凝练机制十分重要，这种互动关系应当是下一步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培育更年轻的优秀学者成为当务之急？

　　在科技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看来，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另一个挑战，是人的因素，简单来说就是世界级科学技术专家和战略科学家的严重缺乏。

　　早在2013年，我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就已超过美国，并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但多年过去，却鲜有顶尖科学家的问世。

　　徐冠华给出两组数据，第一组有关美国：从上世纪到21世纪第14个年头，美国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有308人，占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47.5%，独占鳌头。相应地，顶尖人才的集聚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成为全世界原始创新能力、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最强的国家，几乎主导全球信息、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纳米材料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

　　另一组数据关于日本：进入21世纪后，日本18年间18人获得诺贝尔奖，平均每年一人，获奖人数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日本的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光刻机、靶向材料、封装材料等14种材料占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长期保持着绝对优势。

　　“可见，顶尖人才的存在，往往决定着一个研究机构或队伍的整体水平和实力，而他们所带动的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徐冠华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国家的人才储备就像一座金字塔，顶尖人才位于金字塔的顶端，顶尖人才越多，意味着塔基和塔身越宽厚，巨大的金字塔的塔基支撑了不同高度、不同层次人才，其中不乏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年轻人才。

　　也因此，他再一次为青年科技人才鼓与呼——要把培养重点放在中青年人才上，对于优秀中青年人才，不仅要给待遇、职务和荣誉，更要给事业，“但我国当前对中青年的培养和大胆使用仍显不足”。

　　李静海也认为，培养更年轻的优秀学者和鼓励原创是当务之急。

　　一份针对20世纪5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统计显示，他们的成果多是诞生于30-45岁的年龄，其中35岁左右取得的成果最多——青年是创新活跃期和高峰期。

　　李静海说，年轻人思想活跃、思维还未形成惯性，容易产生原创思想，所以把鼓励原创和年轻人才培养联动起来，更有利于产出重大科技成果。据他透露，国家自然基金委正在研究如何办好这件事。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他还给出培养人才的另一个视角：学科交叉已成为新科学突破的主要途径。

　　最新统计显示，过去18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学科交叉成果的比例已经从上世纪的20%，上升到40%以上。李静海说，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知识不断积累，初步描绘出知识体系的逻辑和构架，这不仅为学科交叉创造了条件，也为优化学科布局和科学管理提供了依据。

　　“各种学科交叉研究机构层出不穷，传统的学科布局和科研组织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都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并采取措施！”面对同行专家，李静海反复提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