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队里落实上级文件，清理“机动地”。我76岁的老父亲，却放着应分的0.4亩好地不要，非得要红崖坡畔那片狗不拉屎的火石滩。那片石滩毛面积应该有一亩多。

   这事一度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很多人都认为父亲“傻”。

   其实我心里最清楚，原因有三：一是那块石滩要是开挖出来，起码有八九分甚至一亩的面积，比应分的要大很多；二是四边是石头岭和灌木草丛，与别人的地不接壤，不会产生地界纠纷；三是那些石块只是地面上一层，下面的地不但土质好，还肥沃。

   那年是秋后变机动地为口粮田的，别人都按时令种上了冬小麦，可我家的乱石滩却种不成，因为清理地面石块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从种麦开始，一直到第二年谷雨前后，老父亲几乎每天都起早贪黑在那里用镐刨、钢棍撬、小车推，时常汗流浃背，一个冬天几乎都不穿棉袄棉裤。我隔三岔五下班后还得去帮他一起干。这事还被乡上通讯员写成稿子，在县广播站一连念了一个星期，夸我父亲是“老愚公”。

   次年谷雨后没多久，一块约0.8亩的优质耕地终于显现在大伙儿的视野中。父亲在开地时，还在石滩的西南角意外挖出一小股地下清泉，水流大小和一般家庭厨房自来水差不多，出水的地方还是石滩的最高处。父亲当时喜出望外，向我要了300元钱，买了水泥、沙石等，叫我和母亲给他打下手，干了一个多星期，建了一个简易的蓄水池。干旱时，就可以直接把池里的水放进地里。我给这个蓄水池取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叫“润德二泉”。因为润德大泉早就有，它位于西岐凤凰山下的周公祠公园里，据说是西周时周公和召公在那儿撰写《周礼》时挖的，人们叫它“润德泉”。我是借古贤的光，把这儿的泉叫“润德二泉”，还写了个牌子挂在边上。名字虽文雅，但始终未能得到大伙儿的认可，基本只有我们一家人叫它“二泉”。

   父亲十分疼爱这块地和二泉，有事没事总爱往那里跑。清明节前夕，父亲在地里刨塄种上了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毛豆。据说它是现代黄豆的鼻祖，颗粒比现代黄豆大很多，稍扁，做出来的豆腐特别好吃。这年风调雨顺，二泉也一直闲置着。但地肥，墒情好，毛豆长得特别有气势。既然大毛豆比小黄豆好，那为啥这近些年几乎没人种呢？据说是因为孟山都……

   丰产未必能丰收。由于毛豆是稀罕物，早在二十年前生产队时就种过。大人们都知道鲜毛豆煮着好吃，因此还没等熟透，就被队上多人偷摘了。到完全成熟时，父亲领着我把它全部割了回来，放在麦场里晒干，再用连枷打几遍，扬净，装了袋过秤，不多不少50斤。要是不遭偷摘，起码产量在400斤上下。

   尽管如此，父亲仍很高兴。他的口头禅是：“大伙能吃，说明这毛豆确实是好东西，咱的功夫没白费！”

   第二年，父亲又改种蔬菜，品种青萝卜 、水萝卜、西红柿、黄瓜、苦瓜和芹菜、菠菜等，天旱还浇了几遍水，施了土肥，所有蔬菜都长势良好。可是，仍逃不脱被人偷摘的命运。很多时候是地里没人或趁夜色遭人黑手；即使在大白天地里有人，户族里的那些老婶子、弟媳妇，或是大侄女、小侄孙等，家里没菜了就提个篮子来摘。人还没到，就老远笑呵呵喊“八叔”（父亲在户族里同辈男性中排行老八）或“八爹”、“八爷”，随后直接进地去摘自己最爱的菜。父亲心软，爱面子，加上辈分高，遇到这种情况，尽管心里一万个不乐意，行动上也不好阻拦，只是面部表情有些僵硬罢了，但来人根本不看，只顾低头干自己的活儿。

   这一年，这块地几乎没有一毛钱的收益，还倒赔了种子、肥料和人工。

   第三年，父亲听从了县城一家蔬菜店老板的建议把这块地全部种了白皮冬瓜，他还和人家订了个口头“冬瓜供货协议”。这一年，父亲可能觉得订协议是天底下一件严肃的事，耽搁不得。这下他像换了个人似的，表情变得有些庄重严肃。也拒绝任何外人随意进地。我还帮他在地边上搭建了一个小瓜棚，用来看瓜和歇脚。父亲基本昼夜都待在地里，还养了一只黑色狐狸狗帮着护瓜。母亲每天往返送饭。

   中秋前夕，看着满地个个硕大的白皮冬瓜，远远望去还真有点像草原上羊群一般的美感。农历八月十四这天，年迈的父亲突然感冒了，说有些发烧。在我和家人的劝说下，他晚上没去地里值守，由我去顶班。我带着狗食到地里，先是喂了狗，四周查看了一下，见没什么异常，于是就在瓜棚里躺下。由于是新环境，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还有点慌，周围太寂静了，一直睁眼到半夜，依然醒着，又十分困，感觉很难受，于是就悄悄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我还没睡醒，就听见父亲砸窗子喊叫：“谁叫你晚上回来的？地里的冬瓜全没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扯起衣服边穿边向地里赶。到地头一看，傻眼了。这一大片已生长好的大冬瓜真的一个也没了，地头空留着柴油三轮车的辙痕，拴在瓜棚旁的那只黑狗蔫不拉几的，像被人下了药，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了生人也不叫一声。这情景，明显是有人趁夜黑没人下的手。

   早饭时，父亲路过村街道，有人问情况，他就说了这事。也有闲着没事来地头看热闹的，其中包括组长。我和组长搭讪了几句，组长先是表示了同情，并说准备在开会时说说这事儿，提醒大家守法。接着他却话锋一转说：“你家本来应分0.4亩，而你爹实际开出的近一亩，面积有点大，还是水浇地，不少人有意见，多次反映，要求处理。我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只要地不闲着，谁种不是种？再说了，把乱石滩开成地也不容易。”我随口问：“那您打算怎么处理这事？”组长说：“很简单，把整块地丈量一下，留你家0.4亩，剩余的分给需要补地的那两家。”我提了一个问题：“这样也行，但我爹费了大半年的功夫，边上又建了水池，组上得按实际补偿一下吧？”组长语塞，没做回答，看样子是没想好处理办法，或者压根儿就不想补偿。

   这事就暂时搁置了。

   摊上辛辛苦苦种的冬瓜被盗这事，依我的脾气是立刻去报警，但被父亲拦住，说是“俗语有‘告人一仗，结十年冤仇’。咱没了收成只是一料，结了仇家却是十年不得安宁啊。这次无非是损失千儿八百，算自家倒霉吧。只是不能兑现和蔬菜店老板的协议，对不起人家，得择日去登门向人家做说明和道歉。”

   事后，从一些人的风言风语中听到，偷瓜的是村头同户族远方和我同辈的两兄弟干的。说是我半夜回家路过他家门前时，因路灯还亮着，这兄弟中的老二起夜准备上厕所，从窗户中看到我向回家的方向走。于是就叫醒他同胞哥哥商量，紧接着老大就驾驶他家柴油三轮车并带着老二径直开到我家冬瓜地头，两人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就摘完了所有的瓜，刚好装了一车，然后就连夜开到县城蔬菜批发市场，到凌晨就卖完了。

  前后两年种蔬菜，都一分钱没挣着，看来这蔬菜是不能再种了。为避免让人闹心的事儿再发生，父亲终于听从了我的劝：只种粮食。于是到这第四年，父亲只好依照我的建议，整块地全部种上了一种叫散芒高粱的粮食作物。因为高粱在饲料市场上能卖，且它的芒还是做条帚的主要原材料，市场卖得也利索。在父亲的努力下，叫来拖拉机深翻了地，又去附近养猪场买来已发酵过的猪粪做基肥，去种子站买来优良种子，种上没几天就苗齐苗壮，态势不错。后来又浇灌了四遍水，到秋季，高挑壮实的满地高粱看上去红彤彤，齐刷刷，引得一些路人驻足观赏并拍照留念。自高粱出穗后，父亲还得白天呆在地里赶鸟儿，以防被啄食。

   因为高粱是普通粮食作物，不像蔬菜那样容易被偷，除了赶鸟儿，别的就不必太顾及了。秋风时节，高粱成熟，根据父亲的安排，我们拉着架子车，带着镰刀去地里打算收割。可到地头，却再次傻眼。一地的高粱，已全被人削了头，只留下一人高的秸秆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落叶飘飘。

   这次，谁也劝我也不听，就我径直去派出所报了案。

   派出所接报后很快出警，当天上午有二名警察来到村里，只转了一圈就有了结果。又是村头那兄弟俩干的。原来，两兄弟也知道，鲜高粱穗不及时晾晒会发霉变坏，于是大清早就把偷回家的一车高粱穗摆晾在自家院子里，还关了大门，以防被外人瞧见。警察挨户巡查时，透过门缝看到这场景，就有些怀疑。于是叫开门，就问：“你家的高粱哪儿来的？”家里人回答是：“自家地里的。”警察便要求这家人带他们一同去他家地里确认。那家人心虚，根本不愿去，神色也紧张。最终在警察和村干部的逼问下，才承认是偷“八爹家的”。这个案子，案值不大，够不着立案，于是警察和村干部当着众人面，对两兄弟进行了训诫，并监督两兄弟把赃物还回我家并道歉。

   傍晚，村治保主任到家里来，建议我给派出所送一面锦旗，上书“忠诚卫士 破案神速”。这事，老父亲答应了，我却没同意。理由是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是公安机关的法定义务和神圣职责，这类小案子，咱就不怎么张扬了，声势造大还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听我这么一说，治保主任也没再说啥。其实，我嘴上虽这么说，实际是想再核算一下成本。第二天，我路过街上旗牌店时，有意进去看了一下，得知一面像样的锦旗和大小字得 200 元时，心里默默核算了一下：0.8亩地高粱算上种子、肥料、农药和机械费用，不算人工，利润也就一百多，送旗还得再敲锣打鼓，又是一笔额外开销。暗自庆幸没答应送。

   寒露时，我和家人开了个会，一直决定:不再在自家地里多折腾了，本本份份只种粮食作物。随后，我和父亲主动找组长申请把火石滩开出来的地交由组上处理，也放弃当初造地建水池的投资投劳补偿。一切交由领导安排。几天后，组上把那地重新丈量分配给了我家和另外两户有补地需求的村民。我那0.4亩本分地被划拨在下面，浇水还得从上面别人家地里过，而最上面的是偷我冬瓜和高粱的那两兄弟家的。因高粱事件两家关系一下子降至冰点，往后只能是冤家路窄，还怎么能从人家地里过水呢？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家水田变旱地，玉米小麦来回种，收成多少全靠天了。但也有好处：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劳心费力了。

这年腊月初，恰逢父亲八十大寿，祝寿时猛然发现，父亲突然间苍老了许多，走路也有些吃力了。但他却说出一个心愿：“想死后葬在二泉边上。”我劝他：“葬那儿会遭人嫌弃的，还是进公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