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作报告。

　　周恩来一生高度重视党性修养，其重要特征就是勤于作严格的自我批评。1942年9月16日，他为《新华日报》副刊《团结》撰写发刊词，开宗明义要“吾日三省吾身”，强调这种“反省功夫”对个人和政党的益处。

　　新中国建立后，在不同场合，他又多次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自我批评”，“要经常反省”，“经常‘洗澡’”。周恩来坚持知行合一，既积极倡导又身体力行。他从不居功自傲、文过饰非，总能以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要求自己，经常自我反省，以真诚而严肃的态度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使自身的党性修养不断得到完善。在特殊的时期、关键的时刻，为了维护党的团结，推进上下同心，周恩来始终以大局为重，在困难面前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利，主动承担责任，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化解了无数的矛盾和风险，使党和国家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彰显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检视问题、纠正错误

　　中国革命处于探索阶段时，形势错综复杂，难免遇到挫折，出现各种失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胸怀坦荡，面对问题不是隐瞒回避，而是主动认领，知错即改，并诚恳道歉，自觉作自我批评。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黎川失守的责任被归咎于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周恩来出席公审会，并被指定为公诉人。公审大会判决萧劲光5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一年后，周恩来找萧劲光谈话，表示搞错了，恢复了萧的党籍、军籍。后来，周恩来曾多次检讨这一错误。延安整风期间，他又专门同萧劲光谈心，十分坦诚地说：把你搞错了，这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至今深为内疚。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上，周恩来作副报告，鲜明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为会议的顺利推进发挥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时，特别强调“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3月25日，周恩来在准备西苑机场检阅和引导领导人前往香山过程中，因情况不明，先后两次严厉批评了当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扬帆。获悉实情后，周恩来知道批评有误，专门找到扬帆，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说完之后，周恩来紧紧握住扬帆的手，再一次向他道歉。

       反思历史、汲取教训

　　中共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经历过无数的曲折，周恩来置身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产生困惑，留下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历史教训铭记在心，经常反思，利用各种机会毫无保留地“曝光”自己，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

　　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初期在重庆，按照中央统一要求，领导南方局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学习中，他“在大会上系统讲述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错误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他特别把自己摆进去，不止一次地讲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众作严格的自我批评。”

　　1945年4月，周恩来经过深入思考和实践总结，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对党的统一战线历史作了系统回顾和精辟分析。而在此过程中，他没有忘记对自身问题的检讨，坦诚地说自己在此期间“犯了不少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并毫无保留地作了具体剖析。他指出：“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

　　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内容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报告中讲到南昌起义，他进行了冷静反思，指出：“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

       弥合分歧、维护团结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党内，有思想的共识，也出现过认识的严重分歧；有和谐的氛围，也出现过矛盾冲突的局面。但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善于用自我批评的方式化解矛盾、弥合分歧、维护团结。

　　1930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纠正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整个工作转向正轨。但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导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举行，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以对李立三“搞调和主义”为由把周恩来作为事实上的批判对象，试图逼其退出政治局，脱离党的政治舞台的中心。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面对党内严重的分裂危机和派别分歧，周恩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不为自己辩解，而是恳切地说服有对立情绪的同志不要意气用事，要精诚团结，使党避免了一次大的分裂，度过了那段十分艰难的岁月。

　　从1956年开始，周恩来就敏锐地发现，我国经济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急躁冒进问题，不良后果逐步显现，积极主张“反冒进”，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但这在当时遭到了抵触，受到了误解，特别是到1957年秋，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之后，在多次党内会议和公开场合，“反冒进”遭到了激烈抨击。周恩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代表人物也受到了接二连三的严厉批评，被迫作出公开检讨。在后来总结“大跃进”运动教训时，周恩来没有因为当初受委屈而袖手旁观，为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各种推脱、责难和纷争，他依然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博大的胸怀和政治远见。1962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说，“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他常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1973年7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对这一看法表示反对，并提出批评，指出：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周恩来作为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上推下卸，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在给外交部的信中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他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对外交部的同志，他只是和缓地要求：“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周恩来不顾自己，无数次用单薄的身躯为战友和部属抵御风寒，在危难的时刻为他们送去慰藉，耀眼的党性之光散发出浓郁的人性暖流。

　　（摘编自《党史博览》2021年第10期 张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