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底，我从文艺界转到政法系统。一九八五年四月创办了公开发行的甘肃自己的法制报——《法制导报》，那时长篇案例报道走红，同事们都希望创刊后尽快刊登这样的通讯。恰巧当时省内有一起发生不久的持枪杀人大案，于是我直接去发案地山丹县采访。

    山丹县名气很大，因为解放前就有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办了当时罕见的工读学校；而且今天的城中心还有他捐赠文物的陈列馆，游人无不慕名前往。但采访后写的报道，我却以这样的一段话开头：“甘肃河西走廊随着'丝路热'已成了当代艺术家慧眼相识的宝地，这里有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文明，更有着新生的建设者的文明。现在，古老的和新生的文明又都被赋予了'西部色彩'，具有更为迷人的魅力。然而，文明的成长却需要拼搏，同荒漠、同狂风、同荆棘；还要同罪恶搏斗，有时甚而是血的洗礼......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离古甘州（今张掖）六十五公里的山丹县城区，由兰州通向新疆的柏油路，在城东门经过时，始终是车水马龙，行驶最多的是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不过，驾驶员做梦也想不到“铁牛”的欢叫，对于另一种制造邪恶的人来说反倒是实施罪恶的一道音墙。大约三四点钟，汽车站东邻的工商银行山丹支行东门储蓄所内发出了“砰砰”两响，隔壁的县农修厂一位工人听见了，以为是谁在敲打炉筒。储蓄所面对甘新公路，无论是过往车辆的司机还是漫不经心的行人，都未能从这两次响声听出异常。这时，储蓄所时年五十六岁的主任兼会计楮金声和女出纳员、江苏常熟人、今年四十五岁的薛月华都躺在血泊中，他们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时猝然而去......”

    作案人马某何以如此凶残？为什么选在储蓄所作案？且一次枪杀两名无辜者？！山丹县公安局的同志谈案情时，我不住地提这样的问题。我一再表示你们在工作条件极其落后简陋的情况下，破获震惊全省的特大凶杀案非常了不起，值得大力宣传。

     他们说你来得正好，死囚马某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见到“记者”。当晚，由李局长领着进看守所，这是我第一次亲见关死囚的地方，灯光无力的昏黄，显得气氛阴森，在一间平房里，持枪杀人抢劫犯、待决的马某，四仰八叉地躺在板床上。据说他窜到山丹后，作案前住在粮食局招待所，自称外地采购员，因其人高马大，竟在短时间里迷惑了一位当地女子，一起散步，甚至谈及“感情”发展的可能。眼前这个凶残的家伙，则十分平静，看守笑着说：“马某，你不是想见省上记者吗？给你请来了，有什么话尽管说。”实际上，我知道山丹公安因为高院的死刑复核令还未到达，为了看守这个死刑犯已经高度紧张，二十四小时值班，皆疲惫至极；但对马仍然显得和气、自然，有时还对他开玩笑，尽量让其在最后时刻能够安安静静地走。小屋除了一张床，还有一单屉小桌，空间太小，看守不得不到门外，留下我与马。谈话从他一米八的身高开始，他说自己个儿高，能吃能喝，大手大脚能干活，犯罪前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给人打工，最后不但不给工钱还打他，为此决计报复工头，在新疆找活时，见到当兵的老乡，在那里偷了一把手枪。后来没有找着那个“吭人的”工头，流窜到山丹，抢了银行，先后杀了两个无辜者，心里仍然认为社会对他“不公正”。我从多种角度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他再三感激这里的公安“把我当人看，没有让我吃苦头。”又抬抬身子（手脚都铐住）说：“省上记者老远来看我，做梦都想不到。”看守进门和善地说：“现在你该安心了吧？”

     公安局之前全面介绍了马某作案过程，案情并不复杂，关键是作案后继续流窜，为了找到马某，山丹公安倾巢出动，跑了许多地方，终于抓捕了凶手。这个下手凶狠的罪犯，作案动机其实很简单，要不到应得的工钱，又没有找着工头，身上没钱就只有抢银行，还自认是在“讨回公道”。对杀人不但毫无忏悔，反而问“对他为什么不公平”。

    当自己离开死囚犯后，一路也问自己：如果干了活给了工钱，马某还会流窜会杀人吗？从法律的角度，马某犯下滔天大罪，必死无疑；那么社会上仍然到处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该不该引起注意呢？我以为面对现实，法制宣传必须在报道严格执法的同时，也要让人们或者各公务部门，意识到犯罪动因中“社会存在的许多不公正现象”，如同一张法网恢恢的大网，要不断注意那些存在于各个角落的“漏洞”，既要打击一切犯罪活动；也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堵塞可能引起犯罪的“人为的和客观的因素”。每每想起那个灯光昏黄的小平房，仰面长躺的待决犯，总有说不清的人生感悟。说来马还是高中毕业生，没有考上大学，回家务农，本也平淡无为。因为打工受骗，受到极大刺激，认为社会“不公”，抢了银行（获款八百多元），打死人后害怕了，“逃到哪是哪”，“希望社会上青年人再不要走我这样可怕的道路，现在许多人同我一样糊里糊涂过日子，把自己毁了。”马极力搜寻什么，“我短短一生几乎没有一件让人愉快的事，回忆起来一片空白！”“唯一希望公安对欠我工钱的工头要追查”。

    面对马这样愚昧、凶残的死刑犯，从道理上说服使之心服口服是困难的，我知道社会本身存在大量见怪不怪、有失公允的现象，罪犯总能从中归咎其动因开脱罪责。现实永远会呈现形形色色的“漏洞”，需要我们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采访回来，一口气写八千字，题为“蓝盾特急行动——三.二六血案始末”，人民需要卫士，文明需要卫士，蓝盾——卫士的标志。刊登在一九八五年第八期《法制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