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河北省内丘县实验小学学生在参加无人机特色课程。近年来，该校推进素质教育，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色教育活动中。新华社记者朱旭东 摄

　　编者按：

　　近日，关于中小学生减负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浙江、宁夏、重庆、甘肃等地先后出台了新一轮政策，采取多种手段为中小学生减负。

　　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表达了对某些一刀切措施的担忧，认为在现行的选拔制度下，没有家长敢真正让自己的孩子减负，学校里的各种减负措施，反而加重了家长和学生的课外负担，把大家推向补习机构。

　　在朋友圈刷屏的《南京家长已疯》一文戏称，“宣传了这么多年的素质教育和减负，也没见学生负担变轻了，素质提高了。倒是觉得家长各方面素质高了不少，挑选补习班的素质增强了，自己辅导功课的素质也提升了”。

　　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合理的课业负担是必需的，学习不可能没有负担。科学减负应当有增有减，把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着力激发培养学生兴趣，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那么，究竟什么是不合理的负担？学生学习“轻负高效”有可能实现吗？家长为什么会“抵制”减负？本期议事厅与“有问”合作，邀请部分教育界相关专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

　　访谈嘉宾

　　王健：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

　　高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

　　王捷：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张敏：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

　　马海燕：杭州市上城区教育评估与监测中心主任

　　什么是应该减去的“负”

　　时间负担的减少相对容易实现，也看得见，于是减时间负担就成了减负主要举措。其次是减认知负担，比如降低考试难度。这些做法，本质上没改变负担源头，无法真正减轻学生负担

　　王健：合理的、必要的课业负担具备“指向清晰、梯度合理、作业量适中、与学生发展水平匹配”等特点。比如我们在小学阶段，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乃至背诵经典古诗词和美文，这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通过反复流利朗读，不但能理解文字表达的意思，更重要的是能奇妙地感悟文字背后的很多“韵质”。

　　如果学生不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很难形成对母语的亲近感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求小学生不加以区分地背诵、默写所有的课文，这就成为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我们从来不反对记忆和背诵，我们只是反对不加以区分地机械地记忆和背诵。

　　高政：从政策文本上看，合理必要与不合理不必要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教师布置作业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什么？有教师会惩罚性地布置作业，比如反复抄写单词、生字、课文很多遍，这明显不合理。有的教师会提前超纲教学，让学生提前掌握，这也不太合理。

　　张敏：我认为以下几种情况就是不合理不必要的课业负担：一是大量的惩罚性质的作业、简单重复的作业、低效无效的作业；二是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年龄特征的超度超纲“抢跑”；三是压榨学生正常的睡眠、运动、阅读时间，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刷题培训；四是各任课老师之间缺乏协调，虽然单科作业适量，但总量对学生来说就是巨大的负担。另外，也不应该布置要求家长完成的作业。

　　比如山东某公办小学一年级，入学才三个半月，一个周末就布置了整整八大项作业。大量的机械重复的抄写，大量额外的试卷、教辅材料，这还只是语文单科的作业。这严重违反了教育部关于“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的规定。即便在很多家长和老师看来，一二年级可以有适度的书面家庭作业，但这样的作业量也大大地超过“适度”标准了。

　　学习是需要做作业练习巩固的，但所有违背生命成长规律，不惜以牺牲孩子身心健康为代价抓学习成绩，都是以学习之名扼杀孩子的学习能力，都是反教育。

　　马海燕：学生的负担是否合理，要根据学生的抗压能力和学习效果而定，即要在学生能承受的范围内，长期这么做不会对学生的身心产生伤害。

　　比如对于初中生，做作业做到了11点。偶尔一两次，不是负担；学有余力，继续在某个领域深入学习，也不是负担；某个阶段，比如为了某项比赛做准备，学到晚上11点，也不是负担。但长期晚睡，身心疲惫，就是不合理的负担。

　　作业太难，学生努力了还是不会做，也是不合理的负担。反之作业已经掌握了，还要重复做，更是不合理的负担。

　　再比如，学生各有所长，有人擅长逻辑思维，数学能考满分，可他没有语言优势，语文得不了高分。如果逼着学生多上课多刷题来提高语文成绩，学生的语文成绩也许提高了五分，但他为此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学习，也是不合理的负担。

　　时间负担的减少相对容易实现，也看得见，于是减时间负担就成了减负的主要举措。其次是减学生的认知负担，比如降低考试难度。这些做法，本质上没改变负担源头，无法真正减轻学生的负担。

　　我们监测的结果表明：最有效的减负，就是减缓学生的负担感受，也就是让学生不认为是负担。学生学业负担感受越重，学业成绩越低。当学生愿意学，不认为作业多，不觉得考试多，不为考试结果焦虑，不觉得父母的期望是压力时，学生的负担感受就轻，学习成绩就好。

　　“轻负高效”真能实现吗

　　“高效”是有可能的，通过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可以实现高效的教学。但“轻负”比较困难，因为好的教育资源是稀缺资源，是竞争的结果

　　王健：我认为“轻负高效”这个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想真正实现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

　　首先，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目前还是唯分数论，没有真正摒弃教育GDP。不管出多少减负红头文件，只要政府官员心目中那个升学率在，真正意义上的“轻负”就很难实现。

　　其次，即便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放弃追逐教育GDP，老百姓内心深处答不答应？当大多数人都焦虑着的时候，“轻负”也容易成为口号。有的家长嘴上喊着“轻负”，实际却通过辅导机构或者主动加压来强化孩子的应试训练，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最好别人都去减负，自己孩子就可以超然而出。

　　第三，教师队伍的素养也制约了“轻负高效”的实现。目前，大多数教师没有受过专业的命题和作业设计训练。师范院校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中，这都是空白和薄弱环节。没有这样的训练，布置的作业怎么能有精准的指向、适切的匹配、合理的梯度、可以选择的多种形式？

　　所以，要减负，必须要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让教师的教学能够更加精准、更加高效。而要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需要优化教师教育体系，更需要增强教师岗位的吸引力。

　　高政：“轻负高效”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做到精准作业，有的放矢，针对每个孩子的学习特点和知识掌握基础布置作业，避免无意义的重复。

　　另一个就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高效。在课堂上就把大部分问题都讲清楚讲透，学生自然不需要做很多作业来加深理解。

　　王捷：“高效”是有可能的，通过教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可以实现高效的教学。但“轻负”比较困难，因为好的教育资源是稀缺资源，是竞争的结果。

　　最极端的情况是，所有的孩子都掌握了高效的学习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比拼，就是智力和学习时间。真要“轻负”，要么把时间交给学校，并严格监管学校的教学安排；要么就是社会分配能够实现全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平等。也就是劳动分工虽然不同，但这种不同不会带来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我想，前者是近期方法，后者是远期方法。

　　张敏：在学校教学一线确实有个别“轻负高效”的老师，这是基于老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和教育良知，但对大多数学校和老师来说，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真正的“轻负高效”。

　　他们面临的挑战有教育的顶层设计、教育的评价、整个国家的用人导向、中高考制度的优化、学校及班级规模的适度、教师素质的提升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不改进，“轻负高效”就是一个高调的口号。

　　马海燕：我觉得现实中实现“轻负高效”很难。现在的基础教育，整体就是超负荷学习。只要能学，所有学生都在拼了命地往死里学，全社会对“高质”的理解，都简化为要考高分。那些“轻负高效”的典型，很容易被“高负高效”的群体超越或淹没而不被发现。

　　其次，“轻负高效”，对教师的要求很高。要对知识融会贯通，有整体的学科知识框架，能对学生学习特点和学习方法做出判断，再把知识转换成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教学。他们还得懂学生心理，善于调动学生，让学生能投入到学习中来。

　　现实中这种老师有，但坚持不易。相比较而言，“高负高效”的教师，还会因为负责任、肯投入等师德因素，更被社会认可和传颂。

　　家长为何要“抵制”减负

　　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这些问题不解决，单凭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去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家长肯定会通过报班等方式来给孩子学习加码

　　王健：家长“抵制”减负，实际上折射的是家长对减负政策稳定性、持久性、落实性、成效性的不信任。

　　过去各类减负政策朝令夕改的教训都在，没有让真正守规则的家长有获得感，反倒是偷跑、抢跑的人得益，所以家长内心深处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通过升学评价制度的综合改革，让真正守规矩的家长有获得感、让盲目训练的家长没有机会钻空子，这是我们教育政策设计者值得深思的问题。

　　高政：学业负担之所以存在，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自身的原因。根据我的研究发现，社会分层、基尼系数、社会保障、文化传统等等社会现实因素，才是学业负担重的根本原因。教育除了培养人，还承担着筛选和选拔的功能。

　　优质的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所以教育系统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不解决，单凭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去减负，只是治标不治本，家长肯定会通过报班等方式来给孩子学习加码。有些北欧国家学生学习负担之所以低，和高福利社会、低社会分化高度相关。

　　但凡学业负担较重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社会分化比较严重、社会保障有待完善的国家。所以家长“抵制”减负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

　　王捷：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凭社会，不仅是中国，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文凭是一种硬通货，我们用它来获得工作机会，获得社会地位，形成社会分层。

　　我国的文凭是通过考试取得。考试成绩主要取决于智力水平、教和学的方法，还有学习时间。如果智力水平、教学方法相同，学习成绩就取决于学习时间。

　　我们讨论的学业负担，主要就是学习时间的问题。只要基于文凭社会的考试制度还存在，我们就很难苛责家长希望延长学习时间是不合理不必要的。

　　因为，文凭的供给是有限的，需要筛选，需要竞争。到社会经济发展更为充分，干任何工作都能过上体面生活时，为了孩子所谓的将来逼孩子长时间学习的家长会大大减少。

　　面对文凭社会，“抵制”减负是家长的理性选择。家长的焦虑、学校的焦虑是担心别的孩子“抢跑”，别的学校“抢跑”，是一种囚徒困境。

　　我不认为仅靠家长和学校就能减负，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政策和教育制度。均衡的学校、均衡的师资、相同的学习时间，让家长、学校不担心别的孩子“抢跑”，就能减负，就能缓解焦虑。当然，最终还是要靠社会经济的发展，迈向更为公平均衡的社会。

　　张敏：在实际的操作中，家长成了减负最大的阻力。最爱孩子的家长，为啥要“抵制”本为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减负，使得越减负负担越重，陷入一个死循环，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高校改革不推进，职业技术教育没有实质性的提升，社会的用人导向不扭转，家长的“抵制”会愈来愈强烈。

　　马海燕：过去，全社会认为学生负担重、作业多、起得早、睡得晚，认为学校教得太难学得太多，于是从学校开始减负，减作业、保睡眠。当学校开始三点半放学，开始少留或不留作业时，学生的负担还是重，他们还得完成大量家长布置的作业和培训班的作业。当家长不得不费神费钱把孩子送去培训班时，便又希望学校能恢复部分负担。我想这就是这一轮减负背后家长“反对”的心声。

　　体育为何在减负中加码

　　减负过程中体育的加码是好事，但也要保证公平。特别是如果体育要进入考试的话。要考篮球，就要让所有孩子都有免费学习打篮球的机会。要考高尔夫，就要让所有孩子免费获得学高尔夫的机会，拥有练高尔夫的装备

　　王捷：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对学习时间进行控制，因为这涉及到儿童的身心健康。教育政策需要防止大家过分看重短期利益。保证孩子的睡眠、体育锻炼和社交时间，保证孩子的全面发展时间。

　　因此，减负过程中体育的加码是好事，但也要保证公平。特别是如果体育要进入考试的话。

　　要考篮球，就要让所有孩子都有免费学习打篮球的机会。要考高尔夫，就要让所有孩子免费获得学高尔夫的机会，拥有练高尔夫的装备。

　　另外，还要有科学的考试手段以及公平的评价标准。当然，这些技术问题在当今时代其实都比较好解决。比如引入人工智能作为考官，就是一个有趣但可行的方向。

　　张敏：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6到12岁，是脑缘系统发育的关键期，与人的情绪、运动、血压、血糖相关的神经系统主要在这个期间发育。很显然，中国小学阶段惨烈的分数淘汰、过量的作业、差生等侮辱性命名，对脑缘系统的发育造成了干扰。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数据统计：中国与芬兰的学生成绩相近，但是中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长比芬兰学生多20多个小时；与此同时，中国和芬兰分别是校外学习时间最长和最短的国家。

　　中国学生的学习效率相当低，学生的多余学习时间，可能“恶补”了很多知识性东西，但是并没有转换成学业综合能力。保障孩子的睡眠和更多的户外活动很重要，但在学业压力下，似乎目前口号大于行动。

　　现在大家也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体育，这是好事。但目前除了用体测、中考来推动体育，别无他法。体育一旦进入应试化的通道，很可能也会成为伤害孩子的工具。

　　比如，现在有的学校非常重视跳绳，但如果强制要求孩子必须每分钟跳到多少下，他们就很难从运动中感受到愉悦，更多的是痛苦。

　　当前的体育加码，可以先从让孩子们下课能走出教室做起。体育应该成为学校最重要的学科。学校要多管齐下，上好每节体育课，开设各种体育社团，举行各种体育赛事，科学评价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情况。

　　马海燕：身体第一，道理都懂，但执行无力，所以体育还得加码，在中高考的分值可以加大，全员能够参与体育的项目还可以增加。

　　虽然用应试来推动体育的发展很无奈，但至少可以让孩子从教室走出，走向操场，走向球场。

　　高政：体育加码是好事，素质教育的核心要义就是全面发展。除了懂知识，会学习，擅考试，更要身强体壮，心理健康，有审美品味与现实情怀。

　　体育教育发展要从加强建设和重视评价两个方面来推进。

　　加强建设包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硬件设施建设等。重视评价就是体育在中高考等升学考试中的分量应该充分凸显。

　　整个社会也要营造一种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氛围和政策，比如学校和政府机关的体育场馆应该向社会大众开放等等。